歡迎登陸“愚人船” — 淺論西方文化中“愚人船”的意象及流變

 

撰文：王敬瑜

 

 

在西方人的想像中，理性一早便被歸諸大陸。島嶼或大陸，堅拒水體：它們只承認其沙粒。至於非理性，自時間極深處始，便是水生屬性的，以至於晚近。或更確切地，是海洋性的：其無垠，其不確定性…瘋癲是游弋於堅固理性外圍的液體。 ^[1]

——米歇爾·福柯（1926 – 1984），《水與癲狂》，1963年

譯自英文版本

 

 

海洋總是無法盡知。海洋總是承載許多想像與投射，大率因為它對於陸生生物而言，是陌生與未知開始生長的地方。若海洋可被視為人類的想像之域，那麼舟楫便是縱其馳騁的媒介。此處，船成為焦點。它不僅幫助人類在莫測之淵上製造了一塊臨時大陸，還使人們得以航至遠地。作為往復驅動的中介，船隻也稱為想像的輸送站。陸地往往象徵著堅不可摧的規訓與整飭，那麼目之所及唯有海洋或水體，成為所有想像、瘋癲、非常規的避難所。

 

在眾多船隻中，有一名特出者，擁有自己的名字，其名“愚人船”，或“愚人舟”，“阿呆船”。它出名到若是在互聯網上略做搜索就會發現若干首不同曲風、來自不同樂隊和歌者的同名歌曲。創作類別不僅限於音樂，同主題的畫作亦屢見不鮮，其中最著名的一副當然來自荷蘭畫家耶羅尼米斯·博斯，他的《愚人舟》描繪了一群人（其中根據衣著，包括修士與修女）於小舟上縱樂暢飲的景象，小舟似乎茫然停泊於某處^[2]。博斯的作品，又很可能是受到當時一部諷刺書籍的影響，視覺上與塞巴斯蒂安·布蘭特（Sebastian Brant）1494年在巴塞爾出版的《愚人船》的捲首圖聯繫緊密。布蘭特的《愚人船》是一部敘事長詩，在其英譯本的序章中有言：“如果將流行度作為衡量文學創作成功與否的標準，那麼塞巴斯蒂安·布蘭特的《愚人船》必須被視為整個文學史上最成功的書籍之一。 ” ^[3]這個主題下派生出來的愚人故事自此蔚為大觀。

 

耶羅尼米斯·博斯創作《愚人船》 (約 1490–1500)，可能為某三聯畫的一部分

 

《愚人船》一書的捲首及內頁

 

 

若乘興追溯這一概念更早的起源，布蘭特實是受到了柏拉圖《理想國》的啟發。在此概念的最初版本中，阿呆船是一種系統功能失調的隱喻。在其作品中，布蘭特將這則隱喻進一步帶至自所處的時代，以映射當時教會改革前夕的社會狀況。隨著相關概念的流行，愚人船的母題也產生形變。這艘船甚至化身為載有英雄和富人的勝利之船，諷刺之處​​在於，本被驅逐之瘋人被勝利者取代，它們“歸來”而非被“驅離”。 “船”之符號象徵的流變，揭示了其作為意象所容納的並非單一甚至是非常兩極的多元想像的變化。

 

耶羅尼米斯·博斯(約1465年 – 1516年), 《火中的愚人船》 (約1516年)

Franz Sedlacek (1891年–1945年), 《愚人船》(1926年)

Thomas Bühler (1957年-), 《愚人船》(創作年限不詳)

 

 

可是究竟，何以船隻所載，稱其為愚？米歇爾·福柯的《瘋癲與文明》此處或可登場，他藉以開篇的材料恰是基於對“愚人船”的全面考察與梳理。在行文中，“愚人”與“瘋人”常被當作同義詞使用，以指代那些被俗軌認定為“有病的”“不正常”的人。他們或患有生理疾病，或遭遇精神崩潰。而在古典時代，疾病對人的作用，並不將生理與心理二分而視之^[4]。這些人構成愚人船上的乘客群體。福柯稱愚人船出現於麻風病從中世紀的消失微妙時間節點。將這些“病人”視為“瘋癲之人”並驅逐出正常社會的舉措或許是其原因之一。他們被轉移到愚人船之中，流放至大海，成為無主之人，從而消失於正常和日常。

 

 

 

《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 (1961年)

米歇爾·福柯 (1926年 – 1984年)

 

 

 

 

當瘋癲之陰影持續籠罩於西方世界之上，愚人舟自然成為收容各種不安想像的活躍載體。它沿著時間軸一路吸收社會現象，並映射出在各種力量作用下不斷變化的社會格局。在1967年題為《別樣空間：烏托邦和異托邦》一場演講中，福柯以船作為這種新型空間的完美喻體。

 

 

關閉的房屋和殖民地，這些是異托邦的兩個極端類型，如果我們想到畢竟船是空間的漂浮的一塊，一個沒有地點的地點，它自給自足，自我關閉，投入到茫茫的大海之中，從一個港口到另一個港口，從一段航程到另一段航程，從關閉的房屋到關閉的房屋，一直到殖民地，尋找在殖民地的花園中藏有的更珍貴的東西，那麼你們就理解了對於我們的文明來說，從16世紀到今天，為什麼船當然既是經濟發展的最偉大的工具（這不是我今天要談的），又是想像力的最大的倉庫。在沒有船的文明社會中，夢想枯竭了，偵察代替了冒險，警察代替了海盜。

 

——米歇爾·福柯 ，題為《異托邦:他者的空間》的演講，1967年 王喆/譯

 

 

 

“異托邦”借用自醫學術語“異位症”，原指身體器官或部分從其正常位置異常移位。以“異托邦”指代現實生活中某些流離失所的空間，其中運行著迥異於周遭秩序的新秩序。以船隻驅逐異類就好比製造地理上的異位症，放逐於海的小舟成為新生成的異托邦，既定秩序瓦解，理性讓位於非理性，已知轉為未知，我們被從“所在”驅離——如同福柯所言，通過新的載體，發現了全新的“所在”。這也是為什麼船被認為對孵化想像力至關重要。

 

後來現代文明確實發明了監獄和瘋人院來管理那些異人，放逐於舟放之於海的粗暴措施被包裝為冠冕堂皇的異位空間中，而愚人舟作為一種意像或象徵，在文化中生根發芽，存留至今。監獄、瘋人院，早被列入福柯擬定的異托邦清單裡^[5]。意即，這些機構本質上不過是從外部錨定的“愚人船”，而無改其內部的異化本質。在此意義上，也許可以將“異托邦”與“愚人舟”並置而彼此映發。

 

這艘愚人船與我們當今的世界又有何關聯？當我們面臨一個幾乎每一寸空間都被人類征服的人類世，又親自手造了無限而廣袤的電子世界，它作為真實空間的畸態鏡像，將四處被驅逐的想像與意念收編，網絡誕生為一個更加無垠且莫測的海洋。人類依靠電子信號更加疾速的建造著各異於彼此的虛擬愚人舟，它們生成、開闔、迭代、湮滅，雖更加脫離物理的度量，卻在思想層面高度加強。如何在新的社會現實中解讀“船”，不再是西方文化的獨有傳統，而成為扁平世界面臨的共同課題——我們每個人，都難以獨善其身的成為舟中之愚人。

 

在談論西方文化中的船隻意象時，也許會想到另一艘名為諾亞方舟的船。與巨大的諾亞方舟所代表的自上而下的救贖比照，愚人船連同異托邦的概念往往首先指代那些被權威和既定秩序所驅逐和拒絕者的聚合，代表曖昧的過渡和形成，代表決裂，便也可能孕育新生^[6]。它的切入路徑雖顯得曲折和戲謔，卻可能更切近當代人類的內心曲徑與外在境況。

 

 

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1832年-1883年）的雕刻作品，題為“ LeLâcherde la colombe”（《方舟派出的鴿子》）。

畢竟，舟難渡人，“悟時自度”。

 

參考：

 

[1] https://michel-foucault.com/2018/07/13/foucault-quote-water-and-madness/

[2] https://eclecticlight.co/2020/01/04/paintings-for-our-time-the-ship-of-fools/

[3] http://www.gutenberg.lib.md.us/2/0/1/7/20179/20179-h/20179-h.htm

[4] http://www.nhu.edu.tw/~sts/class/class_02_4.htm

[5] https://www.heterotopiastudies.com/

[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49687001_Unravelling_Foucaults%27_%27Different_Spa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