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登陆“愚人船” — 浅论西方文化中“愚人船”的意象及流变

 

 

撰文：王敬瑜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理性一早便被归诸大陆。岛屿或大陆，坚拒水体：它们只承认其沙粒。至于非理性，自时间极深处始，便是水生属性的，以至于晚近。或更确切地，是海洋性的：其无垠，其不确定性…疯癫是游弋于坚固理性外围的液体。^[1]

——米歇尔·福柯（1926 – 1984），《水与癫狂》，1963年

译自英文版本

 

海洋总是无法尽知。海洋总是承载许多想象与投射，大率因为它对于陆生生物而言，是陌生与未知开始生长的地方。若海洋可被视为人类的想象之域，那么舟楫便是纵其驰骋的媒介。此处，船成为焦点。它不仅帮助人类在莫测之渊上制造了一块临时大陆，还使人们得以航至远地。作为往复驱动的中介，船只也称为想象的输送站。陆地往往象征着坚不可摧的规训与整饬，那么目之所及唯有海洋或水体，成为所有想象、疯癫、非常规的避难所。

 

 

 

在众多船只中，有一名特出者，拥有自己的名字，其名“愚人船”，或“愚人舟”，“阿呆船”。它出名到若是在互联网上略做搜索就会发现若干首不同曲风、来自不同乐队和歌者的同名歌曲。创作类别不仅限于音乐，同主题的画作亦屡见不鲜，其中最著名的一副当然来自荷兰画家耶罗尼米斯·博斯，他的《愚人舟》描绘了一群人（其中根据衣着，包括修士与修女）于小舟上纵乐畅饮的景象，小舟似乎茫然停泊于某处^[2]。博斯的作品，又很可能是受到当时一部讽刺书籍的影响，视觉上与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1494年在巴塞尔出版的《愚人船》的卷首图联系紧密。布兰特的《愚人船》是一部叙事长诗，在其英译本的序章中有言：“如果将流行度作为衡量文学创作成功与否的标准，那么塞巴斯蒂安·布兰特的《愚人船》必须被视为整个文学史上最成功的书籍之一。 ” ^[3]这个主题下派生出来的愚人故事自此蔚为大观。

 

耶罗尼米斯·博斯创作《愚人船》 (约 1490–1500)，可能为某三联画的一部分

 

 

 

《愚人船》一书的卷首及内页

 

 

 

 

若乘兴追溯这一概念更早的起源，布兰特实是受到了柏拉图《理想国》的启发。在此概念的最初版本中，阿呆船是一种系统功能失调的隐喻。在其作品中，布兰特将这则隐喻进一步带至自所处的时代，以映射当时教会改革前夕的社会状况。随着相关概念的流行，愚人船的母题也产生形变。这艘船甚至化身为载有英雄和富人的胜利之船，讽刺之处在于，本被驱逐之疯人被胜利者取代，它们“归来”而非被“驱离”。 “船”之符号象征的流变，揭示了其作为意象所容纳的并非单一甚至是非常两极的多元想象的变化。

 

耶罗尼米斯·博斯(约1465年 – 1516年), 《火中的愚人船》 (约1516年)

Franz Sedlacek (1891年–1945年), 《愚人船》(1926年)

Thomas Bühler (1957年-), 《愚人船》(创作年限不详)

 

 

 

可是究竟，何以船只所载，称其为愚？米歇尔·福柯的《疯癫与文明》此处或可登场，他借以开篇的材料恰是基于对“愚人船”的全面考察与梳理。在行文中，“愚人”与“疯人”常被当作同义词使用，以指代那些被俗轨认定为“有病的”“不正常”的人。他们或患有生理疾病，或遭遇精神崩溃。而在古典时代，疾病对人的作用，并不将生理与心理二分而视之^[4]。这些人构成愚人船上的乘客群体。福柯称愚人船出现于麻风病从中世纪的消失微妙时间节点。将这些“病人”视为“疯癫之人”并驱逐出正常社会的举措或许是其原因之一。他们被转移到愚人船之中，流放至大海，成为无主之人，从而消失于正常和日常。

 

 

 

 

《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1961年)

米歇尔·福柯 (1926年 – 1984年)

 

 

 

 

当疯癫之阴影持续笼罩于西方世界之上，愚人舟自然成为收容各种不安想象的活跃载体。它沿着时间轴一路吸收社会现象，并映射出在各种力量作用下不断变化的社会格局。在1967年题为《别样空间：乌托邦和异托邦》一场演讲中，福柯以船作为这种新型空间的完美喻体。

关闭的房屋和殖民地，这些是异托邦的两个极端类型，如果我们想到毕竟船是空间的漂浮的一块，一个没有地点的地点，它自给自足，自我关闭，投入到茫茫的大海之中，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从一段航程到另一段航程，从关闭的房屋到关闭的房屋，一直到殖民地，寻找在殖民地的花园中藏有的更珍贵的东西，那么你们就理解了对于我们的文明来说，从16世纪到今天，为什么船当然既是经济发展的最伟大的工具（这不是我今天要谈的），又是想象力的最大的仓库。在没有船的文明社会中，梦想枯竭了，侦察代替了冒险，警察代替了海盗。

 

——米歇尔·福柯 ，题为《异托邦:他者的空间》的演讲，1967年 王喆/译

 

 

“异托邦”借用自医学术语“异位症”，原指身体器官或部分从其正常位置异常移位。以“异托邦”指代现实生活中某些流离失所的空间，其中运行着迥异于周遭秩序的新秩序。以船只驱逐异类就好比制造地理上的异位症，放逐于海的小舟成为新生成的异托邦，既定秩序瓦解，理性让位于非理性，已知转为未知，我们被从“所在”驱离——如同福柯所言，通过新的载体，发现了全新的“所在”。这也是为什么船被认为对孵化想象力至关重要。

 

后来现代文明确实发明了监狱和疯人院来管理那些异人，放逐于舟放之于海的粗暴措施被包装为冠冕堂皇的异位空间中，而愚人舟作为一种意象或象征，在文化中生根发芽，存留至今。监狱、疯人院，早被列入福柯拟定的异托邦清单里^[5]。意即，这些机构本质上不过是从外部锚定的“愚人船”，而无改其内部的异化本质。在此意义上，也许可以将“异托邦”与“愚人舟”并置而彼此映发。

 

这艘愚人船与我们当今的世界又有何关联？当我们面临一个几乎每一寸空间都被人类征服的人类世，又亲自手造了无限而广袤的电子世界，它作为真实空间的畸态镜像，将四处被驱逐的想象与意念收编，网络诞生为一个更加无垠且莫测的海洋。人类依靠电子信号更加疾速的建造着各异于彼此的虚拟愚人舟，它们生成、开阖、迭代、湮灭，虽更加脱离物理的度量，却在思想层面高度加强。如何在新的社会现实中解读“船”，不再是西方文化的独有传统，而成为扁平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我们每个人，都难以独善其身的成为舟中之愚人。

 

在谈论西方文化中的船只意象时，也许会想到另一艘名为诺亚方舟的船。与巨大的诺亚方舟所代表的自上而下的救赎比照，愚人船连同异托邦的概念往往首先指代那些被权威和既定秩序所驱逐和拒绝者的聚合，代表暧昧的过渡和形成，代表决裂，便也可能孕育新生^[6]。它的切入路径虽显得曲折和戏谑，却可能更切近当代人类的内心曲径与外在境况。

 

 

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1832年-1883年）的雕刻作品，题为“ LeLâcherde la colombe”（《方舟派出的鸽子》）。

 

 

毕竟，舟难渡人，“悟时自度”。

 

参考：

 

[1] https://michel-foucault.com/2018/07/13/foucault-quote-water-and-madness/

[2] https://eclecticlight.co/2020/01/04/paintings-for-our-time-the-ship-of-fools/

[3] http://www.gutenberg.lib.md.us/2/0/1/7/20179/20179-h/20179-h.htm

[4] http://www.nhu.edu.tw/~sts/class/class_02_4.htm

[5] https://www.heterotopiastudies.com/

[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49687001_Unravelling_Foucaults%27_%27Different_Spaces